[4]《新京报》在2004年5月23日刊发题为《输入犯罪情节电脑作出量刑》的消息后，山东淄博法院的尝试在国内曾经引起关注和争议。

区域规划是以跨行政区的特定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对象编制的规划，是总体规划在特定区域的细化和落实。在发展规划法和发展规划政策的创制环节，应当加强沟通和协调。

第一，发展规划法与发展规划政策都产生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其次，规划行为一般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非专业的普通人士通常不具备辨明其正确性与合法性的能力。规划法制 我国每一财政年度都要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每五年要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各级政府以此指导全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发展规划实施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在我国实行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制度已有60年，编制了12个五年规划（计划），各级规划编制部门和规划工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体制条件下，从事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工作，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和方法。

[11]郝铁川：《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具有法律约束力吗？》，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38]参见张守文主编：《经济法》，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117页。{5}(P1712)这种社会整体性的制度和文化的新旧更替，亦是当时社会中法的统一性运动的内容和趋势。

按照理学的观点，法的统一性并不排斥多样性，相反，统一性的广大正是建立在多样性的多样上的。（《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大纪》）这道理说的很清楚，既然三纲五常是天理，自然亦是通行天下的法理和情理，人间诸法当然要以此为据。[19]《唐律疏议·名例》疏议曰：夫三才肇位，万象斯分。就外部言，唐初以来胡化和佛化的趋势，以及道教借助李唐王朝的政治优待，使得释、道二教势力大增，而儒、释、道三家原本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结果势力大增的释、道二教，不谋而合地形成了对儒的挤压。

同理可推，人类群体在没有道德，或缺乏道德的人之间，根本无法建立起正常的社会，即使通过某种途径一时建立，亦将时时面临着解体直至覆亡的危险。在制度上，传统中国是道德控制法律下的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模式，西方在近代以来主流上是道德与法律分离的法律至上统治模式。

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页。[18]董仲舒以后的汉唐儒学吸收老、庄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玄学的哲理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在天、地、人三才的沟通上并没有大的变化。如前所述，朱熹在形式上将儒、释、道三家的核心概念，通过分为内外（体用）两类，再通过内主外从的一元化阴阳之理，最后归结为道。这是一次巨大的社会转型，它的核心和意义，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

参见张中秋：《家礼与国法的关系与原理及其意义》，《法学》2005年第3期。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在当代大陆地区中国法中，实际交织着传统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和西方的三种法律文化，或者说三大法律传统。谨此可见，它与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人的品行好坏的道德一词，包括与英文中的moral和morality，在内涵上都不一样。

事实上，这亦是所有伟大的法律体系的共同之处。但朱子理学并没有在结构上改变它的统一性，所以与唐宋社会变动相适应，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的形成，是汉代以还中国社会统一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完善而不是转型。

同样，在法的制度方面，一边是传统的制度模式彻底瓦解，一边是不同的制度（模式）被引入和实践。[6]董仲舒在回答武帝的贤良对策中所说的一段话可引为证。

这两个过程至今还没有结束，或许法的统一理论和统一的制度模式正在形成中，但与社会转型相呼应，这必然是一个长期、艰难、复杂的过程。[3]参见《尚书·立政》、《尚书·吕刑》和《周礼·秋官司寇》，其中《尚书·吕刑》较集中地阐述了这一模式的核心明德慎罚的思想制度。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汉书·艺文志》）我们知道，六艺即是后人所说的六经，这六经是先秦尤其是西周礼乐文明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在这六经中《易》是其他五经之原，可见《易》或者说易之道，已是那个时代的哲学或者说统一理论了。这些快速但不彻底的社会转换，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社会转型。由于这个过程并没有引起社会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所以宋代社会形态与唐代一样依然是封建性的。

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反之，人类社会对人来说是无意义的，因为人已不是理性的动物和思想的主体。

[4]在西周，礼乐刑政都在制度范畴内，而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唐宋之间的这场社会变动，虽然没有造成新的法的统一性，即法的理论和制度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它使中国文化在思想理论上迎接了挑战，克服了危机，实现了儒、释、道的融合，诞生了新的儒学即理学。

此类资料繁多，不复列举，经典者可见宋人《明公书判清明集》和明、清官员以及幕吏的判牍文集。{32}在内外两种力量以及人的主体作用下，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从君主专制封建社会先后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转换。

这是从韩愈开始所有新儒家的追求，朱子理学实现了这个目标，所以，朱子理学被清代大儒全祖望誉之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之学。他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其次，在传统中国法的统一性运动中，有一个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即它的形成和行用的长期性，或者说长时段。{14}释、道亦称佛、老，虽然二者对政治时有干预，但总的来说，在国家政治思想和制度层面，被董仲舒等汉儒们改造过的儒家思想，或者说由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构成的经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格局到唐初依然没有变化，在法律方面尤其如此。

而责任具有主动性，是发自主体内部的一种积极行为。[13]朱熹在儒、释、道三家的核心概念之间，建立起如上所说的那种形式和实质上的逻辑联系，这是笔者根据自己对相关资料的阅读理解所得的认识，包括本文中对董仲舒统一理论的建构亦是如此。

同样，法的制度模式从旧的解体到新的初步形成历时六百余年，行用至隋唐臻于定型又历时五、六百余年。理学在理论上重建了宇宙的统-性，并借此复兴了儒家思想使之重获正统和系统的地位，所以，理学又被称为新儒学。

用董仲舒的话说：天道之常，一阴一阳。其中被正统儒家斥为异端的释、道二教在社会上的影响急剧扩大，以至到了甚嚣尘上的程度，同时对政治的干扰亦增加了，而儒则相对处于一种被动的守势状态。

[30]一般认为，正义是西方法治的精髓。[15]所以，冯友兰说：到了朱熹，程朱学派或理学的哲学系统才达到顶峰。伴随着社会转型，法自身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它的体系的瓦解与重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作者简介】 肖建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其中，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直接继承了文武周公之道，并在西周道德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道→德→仁→义→礼的儒家思想，荀子在这个基础上，即在礼之后又加上了法的思想，使儒家思想成为诸子百家中文武周公之道的正传。

从社会形态来说，殷周之际是部族社会向宗法社会的转变。殷周之际的社会转型形成了道德人文法思想和礼乐刑政模式。

因此，从王朝国家的意识形态来说，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可谓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统一理论。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